以诗歌写时事是杜甫与白居易的共同点，结合具体作品谈谈两位诗人在方面的不同点。

其间的不同主要在于，杜甫写所见所感，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，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，含讽喻之意，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。杜诗出之以情，白诗出之以理念，将“为君”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，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，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。因为过分重视诗歌的讽刺功用，从而将诗歌等同于谏书、奏章，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。